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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民族性)

编者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专政”的话语,关于“公社”、“巴黎公社”的话语,关于“自由”的话语,来源于法兰西民族,也是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这说明,用某个民族的话语或者说用民族性话语来表达无产阶级运动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更确切些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从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民族的话语中发现科学的、正确的话语,用以支撑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理论体系中的闪光点,并在实践中指导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还具有大众性的特点。他们话语的上述特点,在当前具有思想启示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国际无产阶级争自由、求解放的思想武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具有民族性、大众性的特点,则是人们以往很少关注和阐述的。本文就此略述管见,并论述它对于学习和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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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过程中,在指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或者理想社会时,往往运用相关的民族性话语或者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专政”的话语来源于法兰西民族,属于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总结革命的经验时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马克思在致友人的信中进一步提出:在我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人类社会有阶级斗争,我的新贡献在于认识到当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是使人类社会走向无阶级的社会。1875年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时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上阐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这个理论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近期目标(在此目标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专政”的概念或者说话语,来源于法兰西民族,属于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

   在法兰西人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把历史向前推,在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7年之间,是罗马共和国。这个时期的共和国为了避免权力被滥用,设置两位执政官,规定只有两位执政官的意见一致时他们才能行使国家权力。当两位执政官由于意见不一致而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特别是当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则需要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应付危险局面。执行这种权力的职务产生了,被称为“专政官”,它的任期是半年。这时就出现了“专政”的概念或话语。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1793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执政,面对十分危急的国内外形势,实施了“革命专政”。在经济上,他们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粮食饲料限价的法令、建立供应委员会的法令、在巴黎实施面包配给制的法令等,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体制。在政治上,他们颁布了体现恐怖政策的重要法令即嫌疑犯法令,规定一切嫌疑犯均要逮捕,嫌疑犯名单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提出;宣布法国的临时政府为“革命政府”,由救国委员会监督所有的行政部门、各部部长和将领,形成了以救国委员会为中心的集权政治体制。他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对反对革命政权的势力进行镇压和消灭。这个时期的政权在当时即被人们称为“雅各宾专政”或“雅各宾革命专政”。如雅各宾专政结束几年后出现的革命家弗·诺·巴贝夫在论及雅各宾派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作为时说:“现在,我确信,这些人比全部革命者的总和都更有价值,他们的革命专政政府是极好的计划。”[1]这里他明确地称雅各宾政府是“革命专政”的政府。后来的法国历史学家亚·马迪厄(1874-1932年)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在法国革命的开始阶段,大多数人没有预见到实施“专政”的必要性,“唯具有政治头脑的马拉(雅各宾派的人物——本文作者注)自始即认定须在专政形式之下组织革命政权”[2];在革命的进程中,特别是到雅各宾专政时期,许多原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家都成为可疑分子而受到镇压,“革命派不久便限于一个狂热、警惕而有活力的少数派。总之,唯有这个少数才需要有专政和暴力。但是这个雅各宾少数派却能以他们自愿要去保卫及救护的祖国大义来辩护他们的行动。”[3]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产生了一位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即上文提到的弗·诺·巴贝夫。他建立“平等派”组织,聚集力量,准备武装起义,力图夺取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他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建立“革命专政”的思想[4]。法兰西民族以往关于“专政”、“革命专政”的实践和话语,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为以后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特别是巴贝夫“革命专政”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这已经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可以认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专政”的话语来源于法兰西民族,属于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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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社”、“巴黎公社”的话语也来源于法兰西民族,也属于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必须争取的近期目标的话,那么“公社”、“巴黎公社”则是这个近期目标的具体的样式,或者说它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斗争的近期目标。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5]恩格斯在该著作1891年导言中提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6]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从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个阶级展开斗争必须争取的近期目标。然而,从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背景看,关于“公社”、“巴黎公社”的话语来源于法兰西民族。

   在法兰西民族,自中世纪以来,一些城镇拥有自治权,史称为“公社”。“公社”,表示拥有自治权的地方。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巴黎人民继承历史传统,建立了巴黎公社。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革命中的巴黎公社成立于1792年8月10日,即建立于雅各宾派掌握政权以前。它是革命进程中激进革命派掌握权力和推进革命的机构。当时在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存在着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即后来的雅各宾派)之间的纷争。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巴黎公社的作用。吉伦特派强调巴黎公社是地方性政权,干预全国事务是越权行为,甚至诬蔑公社有侵吞公款的违法现象。他们极力要求改组巴黎公社,力图削弱公社领导机构中的激进革命派。可是当年11月进行改选时仍然是山岳派在公社领导机构中占多数。当年10月1日巴黎公社派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审判前国王路易十六。吉伦特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山岳派则要求处死路易十六。由于巴黎公社领导人和山岳派的坚持,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在革命进程中,巴黎公社与雅各宾派相互支持,共同战斗。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领导人被捕后,巴黎公社曾将他们营救出来。可是由于公社力量有限,当晚国民公会武装力量再次将雅各宾派领导人以及巴黎公社领导人逮捕。次日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巴黎公社政权。这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法兰西民族建立公社的英勇壮举,为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他们的经验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条件。无可置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公社”、“巴黎公社”的词语和话语源于法兰西民族,属于他们的民族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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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的话语也来源于法兰西民族,也是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至少在18-19世纪它是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是真正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被推翻之后,新建立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由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展,所以一切人都可以“自由”发展。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自由”状况的经典说明。恩格斯1880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当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时,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他还说:“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才是所谓自由的人;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自由的状况就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的话语,来源于法兰西民族。

   法兰西民族曾经以“自由”的口号及思想推动了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自由”是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伏尔泰曾说:“本身自由,周围的人与自己平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们的自然生活。”[8]卢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可是现在他却处处带着镣铐。”[9]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学者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诞生的《人权宣言》的第一条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四条进一步解释: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意思是说,个人的自由与法律对人的权利的规定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时期产生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里有这样的歌词:“不自由,毋宁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自由”固然与法国启蒙学者所说的“自由”以及法国《人权宣言》中所宣布的“自由”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从词语和话语上看,前者、后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后人借用了前人的词语或话语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开头写道:“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0]实际上恩格斯这里已经指明了自己的理论同法国启蒙学者思想之间的联系。由此可以认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话语也来源于法兰西民族,也是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指明无产阶级运动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社会理想时,使用了“专政”、“革命专政”、“公社”、“巴黎公社”、“自由”等概念和话语。这些话语属于法兰西的民族性话语。

   这样看来,用某个民族的话语或者说民族性话语来表达无产阶级运动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从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民族的话语中发现科学的、正确的话语,支撑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理论体系中的闪光点;用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用其中的闪光点来指导无产阶级的运动,照亮人类前进的航程。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具有大众性的特点

   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具有“大众性”的特点,即他们使用大众化的话语或概念,来表达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或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解放”的话语或者说“无产阶级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经济解放”、“劳动的解放”,无疑属于大众性的话语。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开篇中提出,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回答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这里他使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话语。马克思1871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反复地使用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等话语。如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国际工人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同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1880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毕身的真正使命,是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然而,“解放”在当时是一个大众性的话语。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反复地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经济解放”、“劳动的解放”、“彻底的解放”等话语。众所周知,国际工人协会是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联合在一起的工人群众组织。除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外,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工联主义者等都参加了这一国际组织。或者说,欧洲各个国家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这一国际组织。这个事实说明,《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提出的关于“解放”的一系列话语,其他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是赞成的,欧洲各国的工人群众都是赞成的。由此可看出“解放”的话语具有大众性的特点。

   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中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的一个革命派别。他们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发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该派别的领导人路易·奥·布朗基的思想体系里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即对工人群众进行文化教育的思想。他有一句名言:“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有活力。”[11]这里,他提出了“解放”的话语,并且这个话语作为一句名言,在他的组织里是人人知晓和加以传诵的。拉萨尔主义是19世纪中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他们的理论信条是: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争取普选权,使普鲁士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该派别的领导人拉萨尔1863年拟定了一个宣言稿,宣扬如何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同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最可笑的,我在宣言中所说的,没有一点不是极其保守的。这是一个保守透顶的、合法的而且和平的解放工人的方式。”[12]这里他提出了“解放”工人的话语。拉萨尔逝世后,他的门徒继续坚持他的观点。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合并时,合并的纲领即《哥达纲领》中有这样的话语: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批判说,这句话的前部分是抄袭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的句子,后部分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属于错误的言论。巴枯宁主义是19世纪中期活跃于西欧和南欧的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他们主张通过全民暴动,一天之内消灭国家和政府,实现无政府状态,实现每个人的绝对自由。在经济改造方面,他们把废除继承权看作是“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放在经济措施的第一位[13]。这里,他们提出了“解放”劳动的话语。

   本文援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及其代表者关于“解放”的话语,目的不在于批评他们观点的错误,也不在于肯定他们的话语。目的只在于说明“解放”的话语在当时是一个大众性的话语,是一个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领导人和普通群众都认可和传诵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这一话语,体现出他们学说的精神:一是他们的学说及用语来源于工人群众的话语之中,二是他们的话语反过来对于工人群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恩格斯曾多次指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反映他们学说的那些著作(包括其中的重要话语)越来越受到欧美各国的工人群众的欢迎,或者说欧美工人群众在迅速地传播他们的著作及其思想的过程中促进了他们的著作、话语及思想的大众性。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作为他和马克思的名著以及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时,爆发了1848年欧洲革命。它的原理经受了革命的检验。这次革命失败后特别是经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解散,《共产党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1864年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及其原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样,《共产党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他得出结论:“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泛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4]既然是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那么可以说它是一个大众性的纲领或者被大众所认同的纲领。这里,恩格斯无疑是指明了《共产党宣言》以及基本话语和基本原理的大众性。1892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再次提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共产党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共产党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15]在恩格斯的思想上,某国《共产党宣言》发行的份数同该国工人的人数以及同大工业发展的程度成正比例。这无疑是说工人们都在阅读《共产党宣言》,否则不可以将《共产党宣言》发行的份数同大工业发展的程度相提并论。既然全体工人都在阅读《共产党宣言》,则可以说这部著作及其基本话语和基本原理在当时实现了大众性。

   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列宁在推进苏俄经济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总是从工农群众的大众性话语中发现和选用适合的话语,用以说明无产阶级实践的目标或理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工人群众在企业包括在私人企业展开了“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企业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前提下,由企业内的工人团体或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的账目进行计算,从而达到对资本家的经营活动有一定制约的目的。但它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即不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措施。当时,苏俄的工人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全国所有的企业都展开了计算和监督的措施。“计算和监督”已经成为全体工人群众新生活的基本内容,成为他们的口号和互为传诵的话语,或者说已经成为一个大众性的话语。列宁高度地肯定这个大众性的话语,视其为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和理想。他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6]他还说:“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17]这里列宁说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监督和计算是社会主义的开端,是一种夸张性的、激励性的说法,因为计算和监督实际上是“非剥夺剥夺者”性质的措施,它区别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只是由于它是全体工人所拥护和参与的措施,是他们新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大众性的话语,所以列宁夸张性地、激励性地肯定了它。在此后的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多年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全体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群众都想改善生活,都想过好日子。这时,要求改善生活和过好日子,成为全体工农群众的心声,成为他们的共同话语。列宁对此有深刻的体察。他指出:“当四面八方都向我们提出新要求时,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18]这里列宁把全体人民的心声和共同话语即“过好日子”夸赞为“这正是社会主义”,说明他对人民群众的共同话语或者说大众性话语的高度重视。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一方面领导苏维埃政权制订和实施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论及改革机关的任务时说:“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19]这里的意思是说,机关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是,由全体工农群众来评价党和国家的机关,要让他们形成共识或者形成一个大众性话语:当前的机关比旧制度好。由此也可以看出,列宁对于全体工农群众形成共识或者形成大众性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表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和社会理想时,使用了当时的大众性话语,如“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劳动的解放”等等。而且恩格斯指出,欧美各国工人群众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迅速地传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话语及思想,促进了他们的著作、话语及思想的大众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列宁总是从工农群众的大众性话语中发现和选用适合的话语,用以说明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或理想。

农历几月份出生的人不宜早婚星辉文化/文有人说,婚姻宜早不宜迟,但是,这句话不完全实用,笔者在命理研究中,遇到多例八字一排出,就断定其人如果早婚,婚姻必然难顺,结果预测后都一一应验,比如,下面这位命主,中年时期婚姻就岌岌可危,离。

   由此看来,用大众性的话语说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和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的实质在于,重视全体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以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力量来推进运动,直至运动目标的实现。

三、马克思、恩格斯话语民族性、大众性特点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民族性、大众性特点,对于当前人们学习和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前所述,用某个民族的话语或者说民族性话语来表达无产阶级运动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社会理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法,更确切些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从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民族的话语中发现科学的、正确的话语,支撑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理论体系中的闪光点;用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用其中的闪光点来指导无产阶级的运动。当前以上述思想方法和精神为镜鉴,认识、学习和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认识、学习和掌握关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构想,现实价值十分明确。

   关于“实现中国梦”的话语,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话语表达人民群众的理想,蕴含着、体现着上述马克思主义精神。或者说,它同上述马克思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对自己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步起推动作用的民族。近代以来,这个民族不幸陷入逆境之中,它有一个伟大梦想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梦想,将“实现中国梦”的话语纳入党执政的思想体系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形成了党的思想体系中的新亮点。当前我们党正以这个思想指导着改革开放的新步伐,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走向新的光明。由此可见,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民族性特点,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解放”的话语或者说“无产阶级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经济解放”、“劳动的解放”,无疑属于大众性的话语。用大众性的话语说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和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的实质在于,重视全体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以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力量推进运动,直至运动目标的实现。以学习和掌握上述马克思主义精神为出发点,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发现后者对前者继承、弘扬和光大的关系。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话语和概念,尤其是“实现中国梦”的话语,是一个大众性的话语。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党执政的理念之一,是共产党人的话语。同时它也是当前中国各个民主党派的话语,是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社会阶层的话语,也是热爱祖国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话语。这个话语像一面旗帜,把一切进步的积极的力量集合起来,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进发。可以说,这样的思想认识,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的大众性的认识。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话语大众性的特点可以给人们这样的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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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53.

[17]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7.

[18]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8.

(作者:俞良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来源:《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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